酒的创造发明者，相传是夏禹时代的仪狄，距现在已将近四千年了。无独有偶，远在当时尚无文字的四川，19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广汉市的三星堆发掘出来的文物，就有很多精美的酒器，既然有器，当然酒的生产更在前了，两者时代虽然相近，（三星堆时代，经科学鉴定，约三千余年。）而路隔数千里，且交通闭塞的“西南线”，酒的出现，却与华夏遥遥相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于此，足见成都酿造历史的悠远。
　　“酒以成礼”（春秋左传），从古以来，宗庙祭祀、朝廷宴饮、外交酬酢、社会交际，以至于“河梁饯别（苏武与李陵）”，“横槊赋诗”（曹操），“采菊东篱下”、“举标邀明月”（陶渊明、李白），以酒相祝，把酒自遣，供酒消愁，举酒盟誓，都可以证明酒与人们的生活是分不开的，而且没有男女的界限。但因酒而发生的问题，如“灌夫骂座”、“弥衡使酒”而招来灭族、杀身之祸，又往往令人废书而叹。所以孔子说：“惟酒无量，不及乱。”这倒是深于世故之谈。

　　自[汉代]以来，就有“酒色财气”的说法。而酒列在首位，足见世俗对酒的看法。历史上夏桀酗酒暴戾失国，殷纣王造酒池肉林骄奢淫夫是尽人皆知的。
　　《周礼·天官冢宰》“设酒正”（酒官之长）“酒人”（掌选酒）这是为酒设官的创始。
　　《尚吏·酒诰》“无若殷王受之酗于酒德哉”又：“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这是国家把禁酒列为要政，甚至于制定刑法，酒第一次在政治上的突出。
　　[春秋]时吴国的公子光设宴请他的哥哥王僚，使专诸刺之于座上，这就是京剧“鱼腹剑”的故事。
　　越王勾践伐吴，有人献酒，因酒少兵多，遂令投酒于上流，而令兵士于下流饮之，以示与大众同享。
　　楚霸王在鸿门设宴请刘邦，准备举杯为号，于席上杀之，但又迟疑不决，遂使军师范增愤而辞官不干。
　　这是酒在军事上的作用。

　　《毛诗·宾之初巡》“宾之衫延，左右秩秩……宾既醉止，载号载呶。”
　　《仪礼》“乡饮酒礼”主客之礼也。
　　“燕礼”君臣之礼也。这是酒在朝廷、社交上的体现。
　　“酒椎”汉武帝创始的酒专买。自此而后，酒税成为历代国家的要政，这是酒在国家财政上的作用。

　　以上列举，说明礼仪、兵机、财政、社交，均发生于酒席杯酌之间，酒与文化关系的密切。
　　至于历代诗人歌咏酒的名句。如：
　　“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李陵）
　　“我有一樽酒，欲以赠远人”。（苏轼）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操）
　　“携幼入室，有酒盈樽”。（陶潜）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李白）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
　　“葡萄美酒夜光杯。”（王之涣）
　　“十觞无不醉。”（杜甫）
　　“要来小酌便来休，未必明代凤不起。”（李清照）
　　上面所举的支字片语，或慷慨激昂，或隽永婉丽，皆是令人感奋、陶醉、百读不厌，而又都与酒相联系，证明酒与文化不可分割，酒之为用大矣哉。
　　明代张孟晋诗：“隐隐江城玉漏催，劝君且尽掌中杯。高楼明月清歌夜，此是人生第几回。”
　　唐寅诗：“花前花后日复日，酒醉酒醒年复年。”此情此景，使人之意也消，岂可无酒，岂可不醉？
　　又如晋代竹林七贤，为逃避政治上的纠纷而隐于酒，王右军兰亭集会，流觞曲水，饮酒赋诗，风流千古。南唐韩熙载夜宴，宋代苏东坡、黄山谷西园雅集，两次盛会，皆由同时艺苑高手，妙绘成图，流传至今，成为人间瑰宝。对之令人神情飞越、倏然意远，这都是“酒为媒”无酒则不欢，无酒则诸贤之韵事无闻也。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酒、文化，是二位一体的，如果把“六经”“廿四史”以及《唐诗》、《宋词》，乃至于《三国演义》、《水浒》中有关酒的故事汇总起来编成一部酒文化专著，那将是洋洋大观了。

　　成都地区，由于气候温和，特产丰富，酿酒历史同中原相近，历史悠久。
　　《华阳国志·蜀志》“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开明称帝，约在公元前四百年，是成都酿酒的最早记载，而广汉三星堆的酒器，又把成都酿酒的历史上推了一千多年，到了“相如涤器，文君当垆”。和西南各族统一于秦汉中央政权，西域丝绸之路交通的畅通，成都酒业的蓬勃兴起，自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更兴盛了。从彭县、新都区出土的酿酒画像砖实物印证，早在[东汉]，成都已就开始用蒸馏技术造酒了。
　　唐代绵竹剑南烧春、泸州荔枝绿、郫县郫筒酒等均是川西名酒中的佼佼者。
　　《成都古今记》记载成都一年之中，每月皆有市，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而以十月为酒市，可以想见当时万人空巷的盛况。杜甫：“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沽。”这一名酒，一直传到今天，犹为酒客们所欣赏。
　　清代末，成都共有烧房四百九十六家烤酒，而生产经营者，多半为陕西籍人，各有其独特的酿造勾兑技术，大都浓香醇郁，其高下区别，惟在醇、香、厚的程度，醇则不燥，香则有致，厚则不淡而无味，而勾兑的技巧，又各保守秘密，因此各家的风味也不同。

　　清代末[民初]，成都大曲以暑袜南街全兴烧坊和提督西街魏家祠永兴烧房两家为最著名，而全兴大曲的质与价又较永兴略高。当时大曲的计量单位系以“墩”计，每墩约重四市斤半。值银元两元左右，以竹篓装盛，用猪尿泡蒙之，香不外溢而便于携带和送赠。全兴烧坊设有门市零售，供客小酌，下酒菜则花生、豆腐干，酒用锡制的高脚小口酒器，称为“棒子”，每棒大约一两装或二两装，颇觉特有风趣。其隔壁则为著名的“叶矮子抄手”，经常供应的下酒菜为“鱼香排骨”、“青笋烧鸡”、“土豆烧肚条或烧蹄花”皆用小铁炉作座子，菜放其上，热气腾腾，虽冬不凉。品种虽不多，但样样都好吃，又各别具风味。离叶矮子不远的西东大街口，有一个烧腊小摊，以“砂仁肘子”和“红肠”最负盛名，酒客位也喜欢兼而食之，佐以全兴大曲，三五个人，不过花银元一元多，就旨酒佳肴，既醉且饱，逸兴遄飞，陶陶然矣。很多人平时很爱绕道经暑袜南街而过，一进街口，就觉酒香飘拂，闻之欲醉、酒兴盎然，尤其是碰着烧坊开窑取酒，浓香的勾引，更令酒客们谗诞欲滴，不禁大呼：“今天我们又过瘾了。”
　　魏家祠的永兴烧坊，烤酒系在后面深院里，而临街也设有酒店，专供出了名的烧鸭。酒客们虽然要排班站队，但都大快朵颐。
　　民国后，成都经过几次的残酷巷战，而军阀发行的纸币多次不兑现和抗日战争的法币加速贬值、民不聊生，酿酒业也受到巨大打击，故在解放前夕，烧坊存在的也不过数家而已。现在全兴巍然独存，更加焕发青春，成为全国八大名酒之一，畅销全国和国外，且多次获得国家金奖，真是老当益壮了。
　　仿绍酒也是成都人喜欢喝的，称之为黄酒，以别于白酒。清代末[民初]，重庆允丰正在成都设点于冻青树街，专售重庆生产的黄酒，又称为渝酒，还有眉山市的东坡区生产的仿绍。成都酒客的嗜好，以绍酒带酸尾为上，而甜尾不重，（绍兴生产的花雕，正是甜尾）故眉山酒的销路（带甜尾），不如允丰正，成都卖眉山酒者为宏仪号。其时太和号酱园也生产黄酒，要窖十年才以应市，味也极为浓厚。另外南门外黉门街产仿绍的名元元号，其色较浅而味薄，但价甚廉，人称为老酒，提督中街有一处专卖老酒的在狭窄的巷子里，人称为“耗子洞”用大锡壶盛老酒于炭火炉子上，以菜碗量酒，专买小碟冷菜，如凉拌兔肉、猪耳朵丝、腌肉、花生、胡豆之类，每当寒风凛冽的冬天，很多劳动人民，就来此地买酒御寒，两三大碗之后，头上便热气腾腾，周身暖和，而所费不多。
　　当年邓锡侯将军喜欢黄酒饮豪量雅，其家蓄陈酒甚多，允丰正的酒，其酿造时间，均以干支编年，打印罈上，如癸酉（1893）甲戌（1934）等。这类酒在抗战中已很名贵，盖以酒陈而货少也。邓每年生日，必在百花潭康庄（今百花潭公园）宴客，以黄酒、罈子肉款待如云的宾客、部属，主人举杯，客人互祝，莫不皆大欢喜而散。
　　能够生产出名酒的条件，第一是地区的水土关系。如茅台酒必须用赤水河的水，甚至于一个特定的地段的水，其它名酒亦然。第二是配方的各家独有之秘。第三是勾兑绝窍，然后加上科技和设备，更结合人的因素第一，运用之妙，唯存乎一心，同是白酒，而酒的优劣高下，各有不同，其关键就在此。
　　1930年代，成都酒家组织了一个“长春社”，入社的人，必须先吃若干杯，才能取得社员资格。参加的酒友名流很多，延续了若干年，是一个以酒会友的组合。
　　1940年代，林山腴、谢无量、张大千、杨啸谷、严谷生、陶亮生等又定期有文酒之会，林、张、杨三先生均善烹调，其时名厨罗国荣初组颐之时餐馆，酒会就常在这里举行，有时又在林山腴或严谷生家里。罗国荣周旋在这些老先生中间，经过耳提面命，使他受益不浅，再由他通过实践、改进，于是颐之时的新菜愈多，而名气愈大，形成了他自己的烹调风格。
　　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后，成都地区的酿酒业又恢复了活力，名酒如雨后春笋出现，最著名的为“文君曲酒”（邛崃市产）“二峨曲酒”（双流县产）“崇阳曲酒”（崇庆县产）。至于果酒，则都江堰市的“猕猕桃酒”，蒲江县的“蒲李酒”以及绿叶啤酒等，均各有其独特的工艺、风格，兼摄取了外地之长，赢得奖评，占领了一定的市场，因而形成了成都酒的浓香、甘冽、醇厚、清新的流派，故入口而感爽适，下喉而觉滋润，醉后头不痛，口不干，打嗝喷出来的回味余香犹在。这的确不是单作曲度数高的白酒所能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