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得七八十年前的旧成都，在老东门附近，沿着旧城墙基址出东门，有一段叫“柿子园”。这条小道是指定每天一两百名精强力壮的汉子，专门负责挑运全市粪便出城的必经之路，从天一亮开始，就有成百上千的力伕担起一挑粪便，奔驰出城。
　　就在柿子园这段路上，盖起了很多家棚户，每当中午和黄昏时候，各家棚户门边，都站有一个穿花布短衣的女人，脸上涂了一层不匀净的白粉，用红纸涂红了两颊和嘴唇，不断的用笑验向粪夫打招呼：“进来歇一歇足嘛！”

　　每间棚户内，是一个小屋，没有床，只有一个小土台子，放有被盖枕垫，棚角边放有一点小炉灶和碗筷杂物。
　　有些粪夫很熟悉地放下粪担子，钻进棚户，很粗鲁地把花布短衣女人拥抱上炕，发泄性欲，大约经过十多分钟时间之久，便下炕来从腰间摸出一串小铜钱（当时使用的方孔小铜钱）交给花衣女人说：“老规矩，一共三十二文，清一清！”
　　女人一面扎裤一面接钱清点，有时择出一二个说：“这是毛钱，请掉一掉！”粪夫完成各种节目后，走出茅棚，女人在门边照例说：“明天又来哈！”粪夫挑上粪担，飞奔而去。
　　这种最原始，最低级的嫖娼形式，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记忆犹新。
　　北门北较场，武担山带，也有一两百家穷困娼妓聚集在一起，简陋的情况，比柿子园稍好一点。
　　除了柿子园和武担山集中地区外，散处在天涯石、藩库街、五世同堂、笔贴式、沙河堡、大田坎、花牌坊、驷马桥等地的娼妓总有一两万人之多。一般的生活，比起柿子园、武担山那就好多了。
　　大家都知道，清代末季，成都有个主办警政的大员叫周孝怀（俗称周秃子），那时还没有市政府的设施，一切应兴应革的事，都归“劝业道”总管，周孝怀面对这个越来越复杂的娼妓问题，大伤脑筋，后来终于想出一个办法：
　　先对全市娼妓，进行调查登记，把公开的“台基”和“私窝子”订为“监视户口”，并在其户门上钉上一个“监视户”的小木牌，接受保甲良民的监视。
　　其余大量的流娼私妓，统统集中住在天涯石街，把天涯石改称“新化街”，在街口建成一座岗楼，上置岗哨，维持秩序，还在岗楼上钉了一道横匾，上书“觉我良民”四个字。
　　周孝怀这一措施，对公开的大妓院来说，后台硬，嫖客都是达官贵人，门前车水马龙，谁敢监视？最痛苦是“私窝子”门口被钉上“监视户”木牌，不但家丑丢尽，有面子的熟客，也就望而却步，等于端了饭碗。
　　新化街的末等娼妓，人老珠黄，守株待兔，等于泡在污泥浊水里，淹淹待死，周孝怀这种讨好舆论的措施，结果是弄巧反拙，不久，周孝怀公馆大门上，有人为他钉了一个“总监视户”的大木牌，一时全城传为笑柄。

二
　　民国十九年以后，成都进入防区制，驻军复杂，明娼暗妓，到处皆有，据当时《新新新闻》名记者文枢的调查记载：省警局卫生科发给妓女的“乐女证”（反动政府允许卖淫的营业执照）是1～13565号，说明成都市有登记的公娼是一万三千多人，文枢说，私娼的数字，经他在各大旅舍的三乾、蓉康、普海春、春熙饭店、成都市妇女会、君平街、三桂街等地作过周密采访，大概在一万人以上，对“私窝子”也作过详细调查，在藩库街、福字街、王家塘、大田坎、驷马桥、花牌坊、唐家花园、北城公园以及伯庄医院、四能诊所、博济医院等处统计起来，成都妓女有三万多名『陈稻心注：这个说法值得推敲，13565号在不是虚数的前提下，这也只是一个历年的累计数，不可能在同一时期有如此之多的妓女，当时成都的总人口数大约在60万人；男女各半，妇女也仅30万；除去老幼，约仅20万，不可能七、八人中便有一个是妓女』。
　　旧社会妓女，很少有“个体户”，都是依靠鸨母为生，负有鸨母的“卖身债”，因此一切都由鸨母主宰，收入百分之七十交鸨母，自己仅得百分之三十，包括化妆、医药、衣服、用具等等开支，如果在旅馆接客，茶房还要抽三成。如果还清了卖身账，收入自然就要多些，但据妓女说：“这个账永远也不容易还清的。”
　　在成都，出色的大台基，有大田坎的“易裁缝”，江南馆的“吴胖婆”，擋扒街的“李老八”，冻青树的彭胖婆，上升街的薛二娘，御河沿街的“大周二”，青龙街的“小周二”，北巷子的袁素卿，都各拥有漂亮姑娘多人，达官贵人，趋之若骛。
　　还有一个很奇特的人物，以“成都市妇女协会会长”名份出现的何知言，出入于交际场合，非常活跃，他『陈稻心注：其人本来就是女人，是一个女流氓，为达官贵人服务，拆撒了许多家庭』还用了几个“女秘书”。其中以林亚华和包三妹活泼漂亮，经常和一些党政官员打得火热，这是成都市一个隐形而又带特务性质的高等台基。
　　在旧妓女中，现在还存在一个叫“曾三”的，白发苍苍，在街上守自行车，旧相识偶尔遇见，漫谈兴亡旧事，不胜唏嘘感叹！

三
　　刘湘防地原驻重庆、万县一带，1932年，刘移防成都。由于抗日战争原因，京沪扬州一带妓女『俗称苏姨子』，大量迁入四川，住重庆万县一带，在刘湘移防成都以后，原在重庆万县宜昌等地的扬州台基老板、青帮头子李松寿、赵长寿、毛德周等，带起四五十家扬州姑娘来成都开辟新天地。
　　成都川妓旧规矩，在妓院里接客，不兴出条子，妓院设备也差，川妓不善应酬，文化低，不会吹弹扯唱，无诱人技术。扬州姑娘来成都后，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扬州姑娘不止在妓院接客，主要是在外“出条子”，烟馆、赌场、茶厅、剧院、餐馆……，都可以叫扬州妓女来陪同应酬，真有春城无处不飞花之概。从此川妓台基也学会这一套方式，在市内场合，大肆活动，成为一个模式了。
　　扬州妓女初来时，比川妓穿着华丽时髦，在风气比较朴素的成都，被人视为奇装异服，而她们那时都住在旅馆里，又在市内各种场合乱串，使得一些本地人大大看不顺眼，保守的地域观念，引起了成都人对她们的嫉视和厌恶，于是成都有力的士绅阶级起来建议：加以“驱逐出境”，成都市的治安机关，发出了驱逐扬州妓女出境的命令。成都市警察局在一夜晚，突然把一百多个扬州妓女抓到警局内扣押，勒索了贿赂后，限令取保于三天内离境，并严令大小旅馆不准招留一人。
　　她们老板中有钱的，就自租房子住下来，以半开门的暗台基身份，向警察局领起正式执照，暗中继续营业，大部份无钱租房和租不到房子的人，便由青帮头子赵长富、李松寿通过袍哥关系，率领一批鸨母们去沟头巷拜访本市袍哥舵把子陈俊珊、刘嘉兴等人设法解救。据说青帮和袍哥自来是互不妥协、互不低头的。那一天，赵长富、李松寿见到陈俊珊还下了一个大礼，向陈请求大力解救危难。陈也很漂亮，马上给乐山市、叙府、雅安、康定县、绵阳市、南充、彭县、广汉，灌县等地袍哥大爷写信介绍，恳请他们照顾，让这些妓女由老板鸨母率领到那些地方去跑小码头，继续谋生。
　　这本来是没办法的办法，一年多以后，先先后后又回到成都，有的找了些钱，在成都租起公馆，有的打伙买了房子，有的在别的台基上搭班包房，总之已不再在馆住扎，自己都有了一个家了。军警机关，慢慢按川妓等级发给营业执照，征收妓捐，于是他们得以合法住下，成为一种正式行业。

四
　　1937年，下江人到成都的人增多，大批妓女又涌到成都，互相攀引、除乾槐树、惜字宫南街、燕鲁公所、新玉沙街、藩署街、桂王桥西街，三倒拐街各有一些扬州台基外，如是庵街竟有四十多家，书院南街也有一二十家，西御街等回春里竟全是扬州妓女的住所，全市共发展到一百五十多家，为了适合一些跑警报的阔人需要，扬州台基还在水碾河开设几家疏散区临时台基，业务相当兴旺。
　　一九三八年以后，由于战局关系，长江一带和上海的青帮组织，不断向四川发展，蒋介石派来的宪兵团官兵，多属青帮中人（宪兵团长阎春郊、郭大任都是青帮头子）由于青帮势力和宪兵团的庇护，扬州妓女在成都不再受气，业务有了新的发展。
　　为了配合“业务”的需要，和安插家属以及扬州同乡，这些扬州台基老板，又集资开办了其他一些企业，例如云裳理发店，就是扬州台基在成都的第一个开山祖师鸨母“三姨妈”（名管金秀）开设的。大光明理发店、南京理发店、新新浴室、温泉浴室、三星浴室、三益公浴室，还有四五六酒家、大陆商行、亚州参茸庄等等，扬州人的老、中、青都有了优厚的收入。
　　这里，有必要补叙一下扬州台基娼妓的等级问题。
　　成都扬州台基，分为五个等级：头等只有资格最老的“三姨妈”一家，她是最早来成都的，住在槐树街十一号，经常有坐汽车的客人上门，交往宽，排场大，姑娘一般不到旅馆出夜条子，滥兵流氓不敢来滋事。
　　二等的有四五家，如燕鲁公所朱美云等，往来客人都是坐私包车的阔人，滥兵小流氓也少去。
　　三等的人家较多，西御西街回春里内的十几家人和一些单家独户的台基都属于这一等，他们主要是卖唱，也出夜条子，“做花头”的代价低，一个花头五十元，只要做一个花头，就可以与姑娘过夜，平常这些人家赌客多，又是就相的赌场和烟馆，下级军官，袍哥是他们的常客。
　　四等台基不是单家独户的院落房子，而是一家人一间的集体户，如是庵街几十家人属于这一等。他们难得有人去叫条子、打茶围，更没有人给姑娘做花头，顾客稍稍多出一点钱，当天就在那里过夜，去的多是小商小贩，小职员和店员之类，滥兵流氓，经常在这里骚扰。五等台基就是经常住在书院南街那几十家人，因为那儿开过豆浆店，一般人都仍然叫成豆浆店，他们不但是集体户，而且每家只有一间很坏的房子，自动到这里来过夜的客人也很少，他们全靠联络旅馆茶房替客人来叫夜条子，但夜条子又没把握，这些妓女只有到春熙路、总府街、东大街热闹区域，站在墙边路角“拉”客（并不是用手拉，发现有可能的对象时，鸨母或妓女本人，用低声乞请“到我家去玩玩嘛”，拉到一个客人，一夜只能得一两元钱。）
　　这五个等级的台基，除一二等以条子、茶围、花头为日常收入外，三四五等台基的妓女，以廉价出卖肉体，如果一两天没有生意，就要挨打受气，大部份妓女，一身都是疮毒，重病还要接客。
　　有一个叫做高好好的妓女，由于接客过多，身体支持不了，逃匿到一个熟人家中，被老板抓到毒打，闹到警察局，司法股长易某，要维持老板的权利，又要处罚这个妓女，高好好惨痛的悲诉道：“我的下身都肿烂了，还要我接客”，一面当众脱下裤子，请长官验看，果然阴户全都肿了，激于群众义愤，才把高好好送济良所，不久病死在所里。

五
　　还有一件丧权辱国的悲剧。抗战期间，蒋政权为了献媚美帝国主义，在福兴街开办了一个盟军招待所，由市府、省会警察局派员主持，征调了很多扬州妓女去供应美国鬼子发泄兽欲，这些被派去“打洋差”的，多是三等以下台基妓女，因为扬州台基总龟头是青帮头子赵长富、李松寿，他两人包办了这件差事，三等台基老板比较穷，平时对这两位老太爷（鸨母妓女一贯对他二人的尊称）孝敬不多，因而这类苦差，只有落在三等台基身上，使妓女位受极大的屈辱，美国鬼子随时拳打足踢，吃得醉醺醺的，把人当成动物来加以侮辱，姿色稍好的，便进行轮奸，引为笑乐！糟蹋一天半夜下来，所得的代价，所方抽去一半，茶房还要抽百分之三十，落得皮青脸肿，狼狈而回？
　　三等妓女陪伴的嫖客，多半是吸食鸦片的，久而久之，她们也染上烟瘾，一身染上疮毒，丑恶成了鬼怪一般，色相既不能卖钱，嫁人找不到对手，只手卖唱、卖毒品，替人拉客、偷盗东西，除了拖死、病死、穷死外，只有在监狱结束自己的生命。

六
　　这里还有必要摆谈几件花絮材料。
　　上面已经讲过，一九三四年，成都曾经大肆驱逐过扬州妓女，一年多以后，大部份陆陆续续得到生还机会，不料正在人人怀念旧情之际，这位袍哥舵把子陈俊珊因病逝世，由于他平时济困抚危，助人为乐，得到广泛的赞扬，他出葬那天，送丧的不下五六万人，三十六个抬灵柩的人，都是全成都市各袍哥码头的舵把子，一律素衣孝帽，整齐肃穆。在灵柩后面紧随着一百多个面带悲切的素衣女郎，观众惊异莫名，认为如系死者亲属，何至都同一打扮，同一年岁的青春少妇，后来才听说是全市扬州姑娘，她们出于感激之情，主动组织起送丧队伍，一直随丧步行到十里外的五显庙（今万年场）墓地，有些人眼泪湿透了几张手巾！
　　由于成都社会环境复杂，娼妓和特务、盗贼、烟毒、赌博，具有共同的病源，已经成为分不开的因素，他们之间非常复杂，经常出现互相倾陷，互相谋杀的惨案，内容牵扯很宽，始终无法破案，如曾成武被杀在易裁缝家。花老四白日青光在自己床上被人乱刀砍死，凶手扬长而去，还到银行把她的存款取走，一直没有人敢惹！
　　我现在把花老四之死，摆谈给你们听。
　　花老四，三十来岁，姿色平平，但长于交际，投人所好，故名噪一时，原是武汉汉剧演员，抗战时来到重庆，沦为妓女，后又适来成都，住帘官公所，富丽堂皇，厅堂曲折，花木扶疏，又专门为面子人物在附近兴禅寺街开了一道后门，辟了两间隐蔽的停车房，使过路人不易发觉，替那些军政要人顾脸遮羞。
　　接待客人的地方分为三等，第一等古色古香，有陈设典雅的大客厅，专门接待军政头目，第二等是陈设富丽的外客厅，接待一般客人，第三等是密室隐屋，接待胆小怕事的大商人，全院姑娘连仆人共三四十人，并聘有家庭厨师，中西兼备，招待客人的香烟是加利克、三五牌，酒是茅台、花雕、白兰地，水果是洞庭枇杷，台湾波萝，广东荔枝、吐鲁番葡萄，极尽豪华之能事。
　　偌大一座妓院，这样的排场，每月开支至少也是几千万把元，但是说来也奇，那些第一等有来头的客人，花老四却定为不取钱的对象，经常不断的山珍海味和“梭梭”“海洛因”，作充分供应，你想：最高级的享受，最温馨的环境，最豪华的生活，长期不要你花一分钱，充分说明你起的作用，在花老四看来，对她所起的好处，是相当大的，举一个小例：雷、马、屏、峨和西康一些大烟贩子，便住在这个安乐窝里，除了为花老四提成外还要为花捎货，有一次，运来了大批烟土，被省禁烟督察处缉私队发觉，跟踪来到帘官公所花家，为首一个大队长正打算带队入内搜查，猛抬头，看见行辕主任贺国光的副官魏达俊立在门口，队长走上前去向魏报告，魏望了他一眼，指着一排小轿车说：“X主任，X司令官，天天都在这里应酬，你最好识相点，走远些，不要来撞头七！”队长吓得伸出舌头，灰溜溜的把队伍带走了。
　　花公馆的财源很多，还有“抽赌头”收入也相当大的，红宝、牌九、单双、输赢上万，抽头在一千以上，还有为大头头找漂亮少女，有一次替一个司令找到一个少女，是女学生，那一次便得了一笔可观的好处，花老四在当时娼妓台基中成了顶峰人物。
　　刘湘死后，川局情况复杂，国民党军统特务，见帘官公所花公馆每天冠盖云集，川康头面大人物，都在此聚会，便想利用花老四作内线，刺探川康情报，于是物色了一个特务中漂亮小伙子陈祥云去接近花老四，大献殷勤，花已徐娘半老，受宠若惊，感恩知己，对陈言听计从，源源不断的把刘湘死后川康一些秘密人事问题泄露给陈，致使蒋介石乘机派了王公侠、廖昂三个军把泸县、宜宾强夺过去，瓦解了川康各军原有计划，大大激怒了师长彭光汉，示意某副官之弟（其妻曾被花老四勾引被人诱奸）进行报复，其弟约同金堂县土匪于次日晨，一同前往花老四家，把花老四从被窝里抓起来，花老四忙把保险柜打开，叫他们取钱，某副官之弟说：“老子不要你的臭钱，要你的狗命！”抽出杀猪刀把花老四的心窝喉头，连杀四刀，鲜血溅满了床帐，在被子上把刀搽得干干净净，从容而去（参见“民国四川军阀的私生活”）。

附注 ⊙雷康／补
　　旧上海的妓院和娼妓也有等级的。主要有以下几类。
　　1、书寓：妓女被称为“先生”，她们以陪酒弹唱为主，用艳色招待客人，一般不卖身。
　　2、长三：低“书寓”一等。妓女被称为“借人”，也有称“先生”的，这里的妓女卖唱也卖身。
　　3、台二：妓女大都是老鸨的“讨人”或“押帐”，失去身体自由。陪客留宿一般收费二元。
　　4、烟花间；在销售鸦片的烟店里，雇用一些女子，名为给客人装烟，实则秘密卖淫。
　　5、钉棚：开在棚户区里的妓院。妓女多老丑不堪，故都在晚上暗中接客。
　　6、野鸡：这类妓女没有固定妓院，也没有营业执照，一般在马路上“游击”拉客。其中有些是临时妓女，待还债赎身后从良。

　　现在我们来谈大家很少谈的，或者谈得不多的，旧时成都与妓女有关的几条街，让人们知道街道上曾经做着这样的人民，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员。虽然妓女说不上是经济上的下层人民，因为还有比她们更贫穷的民众，但在中国她们却永远沉没在道德形象底层下的人。多年以前，我似乎在《笑林广记》中看到一则关于妓女与读书人的笑话，仿佛三位读书人在嫖妓时，卖弄自己学识，有的说他懂《诗经》，有的说他《易经》，有的说他懂《书经》，到后来问那妓女懂什么，那妓女说我只懂“月经”，你们懂得再多还不是黉门（黉门指古代的学校，黉门在此处音义皆同“红”）出来的。至今回忆起来仍觉痛快淋漓，我赞赏那位妓女到如今。因此我在谈了文化名人们所住的街道后，要谈一谈妓女这样的人民，才对得住多年以前我读到的那位幽默讥刺的妓女，尽管这妓女也有可能是冯梦龙这样聪明的读书人创作的。洛阳路北接文殊院街西口，南至文庙街（文庙接妓女所在地，也比较符合《笑林广记》那则故事的“精神”）西口，早年为武担山正街，稍后改北段为武备前街，后改为洛阳路。在清朝光绪年间，武担山附近及武备街妓女甚多，一两百家穷困的低级妓女麇集在一起。但比其情况更糟的便是沿东旧城墙基址出东门有一段名为“柿子园”，此处盖起了很多家棚户，妓女接待的对象大多为每天从这里经过的，负责挑运全市粪便的力夫，当他们用32文将“交易”做完后，便担起粪便急速出城。顺便说句题外话，我本是很想研究成都人在农业社会的情形下，所居城市中下水管道欠发达，怎样解决粪便的外运问题的，无奈查访许多资料（无论是方志谱谍、野史笔记等），只得大慈寺当时僧众达近万人时，他们的粪便是经过粪草湖街外运出去的，资料也就仅此而已。我正是想从这些地方来窥看古代成都人的生活质量，我们的历史不供给后来人这些资料，他们认为琐细无足道，其实正是这些构成民众生存的现实图景之一。
　　另有西接义学巷东口，东接磨坊北口的红布正街，这长街在明代是还在城外，是娼妓聚集处。街名为“红布”，相传是娼家悬红布为帘，外出以红布条拭于一绺头发之内，因此名为红布街（事见陈祥裔《蜀都碎事》）。周善培应该算是对近代成都的发展有点影响的人物。彼时满人锡良任四川总督，派他任警察局总办、巡警道和劝业道等职。说起他时，人们就不会不想到他在成都推行娼、厂、唱、场。他在任劝业道时，为使工商繁荣，于东门大田坎开办纺纱厂，于城内开设劝业场（后改商业场），在老郎庙兴办居场（即现锦江剧场前身）。本来成都的妓女除了洛阳路一带和柿子园外，散处在天涯石、藩库街、五世同堂、毛帖式、沙河堡、大田坎、花牌坊、驷马桥等地，总共有一两万人之多。周善培将这些分散的娼妓集中在天涯石街居住，并造一楼，派警察看守，后在每家娼妓门口订一“监视户”的牌子（但这使“私窝子”痛苦不堪，受保甲良民的监视，有辱人格之嫌，不过周亦因此被善谑的成都人在其馆上钉了一个“总监视户”的牌子），以便管理。并晓谕愿做娼者集中在此，不愿做娼者便可大田坎纱厂做工（乔绍馨《周孝怀自述往事记》）。前几项的措施均未有人说三道四，唯独对妓女采取集中管制的办法，颇受人非议。其实这是仿照日本人开设红灯区的办法，便于管理便于收税便于少年不得其入，应算是崭新举措，也有一定的效力。娼妓都集中在天涯石街，福字街，毛家拐（南段旧名福寿街）这带，毛家拐后改名为“新花街”，“新花街”不雅，又更名兴化街。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成都的妓女又分散各地，据《新新新闻》记者文枢的调查，彼时的娼妓大约有三万名之多。随抗战兴起，扬州妓女进入成都，兴花街附近的书院南街、如是庵、福兴街、惜字宫、燕鲁公所等地均是妓女成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