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如厕”被一些有幽默感的女性取了一个高雅的名字──“唱歌”。笔者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在飞驰的汽车上，哪位女同胞要上厕所了，就对驾驶员说，找个有“包厢”的地方停一下车，我们要“唱歌”。驾驶员心领神会，见路边哪里有厕所，赶紧将车子“吱”一声刹住，让女同胞进“包厢”放松放松。
　　将“如厕”用“唱歌”取代，高雅是高雅，可现实是，“如厕”的问题却很难“高雅”起来──“唱歌”难（即如厕难）不但在许多中小城市普遍存在，就是在上海这样的大都会也不容忽视。比如新民晚报就曾报道，上海地铁没有公厕，旅客内急时无处可以“方便”。
　　这让我想起了旧时的四川军阀杨森。大西南的人爱把“厕所”称为“茅厕『音：丝』”，1947年杨森担任重庆市长后，因治厕有方，戴过一顶“茅厕市长”的桂冠。
　　1940年代，重庆虽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几个大都市之一，但城里不少的地方没有公共厕所。居民“方便”家里备有马桶，“流动人口”不可能背着马桶上街，所以街道上屎尿横流，臭烘烘的。杨森当市长后，见到处屎尿，不利于“倡导新生活”，所以他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朝天门码头、小龙坎、九龙坡、上清寺等地建起了一大批公共厕所。那批公共厕所用青砖砌墙，石灰勾缝，里面白粉粉刷，入夜有马灯照明（重庆当时连电灯都还没有普及），使“公厕”成了重庆当时一道十分“扯眼”的“新景观”。就这样，杨森得到一个“茅厕市长”的绰号。
　　知道杨森办了这件事的人，其实有不少，但有些人对杨森亲自抓“厕所建设”似乎并不是持肯定态度，认为堂堂市长，不用主要精力办大事，而是抓区区厕所修建，是不务正业。但笔者认为，杨森主导重庆建起一批当时算是豪华的公共厕所，值得赞赏。
　　用今天的眼光看，厕所建设的好坏，是一个城市环境卫生建设好坏的重要标志，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城市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试想，一个粪水横流，臭气熏天的城市，市民怎么安居乐业？一个连市民都难安居乐业的城市，外来企业又怎么生根开花？
　　俗话说：“水火不留情，屎尿憋死人”。既然拉屎撒尿的问题势同“抗洪”“救火”，说明人类的“进口”问题重要，“出口”的问题同样重要。军阀杨森一上台就紧紧抓住这问题，看来他还是懂些民生的。
　　当年重庆的“唱歌”问题，也称得上老而不朽了，至今许多地方犹存，比如有报道：某市有一大片居民40%住的是老式平房，家里没有厕所，附近的三座公厕又拆迁了，居委会为了照顾老年人上厕所，只好和一所学校协商，给老年人发“如厕证”，让他们到学校解决“唱歌”问题。这总还是使人纳闷──老年人倒是解决问题了，可并不是只有老年人才需要“唱歌”啊。年轻人又怎么办呢？
　　看这些报道，想到杨森，我就很盼望中国再多出几个“茅厕市长”或者“茅厕区长”、“茅厕县长”，盼望中国的大小城市都不再出现“唱歌”难一类的问题。